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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2019-10-22 0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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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939年,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弟子。沈先生对文学创作有自己的见解,对汪曾祺未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的老师沈从文身上,王先生用简单的文字在笔尖从容地写下了他对沈从文的记忆,但真情流露在字里行间。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沈从文1935年在昆明

1937年,日本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到我以前的高中,在家里呆了两年。除了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一些旧课本和杂书,如《山脊表的差异记录》(A Record of Differences in Ridge Tables),我身边唯一的“新文学”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这是我在过去两年里反复看过的两本书。如此反复,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其他好书可以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认为这两本书在某些地方非常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和小说的概念。我父亲看到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两本书,所以他也带他们去读了。他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读完这两本书后,他问我,“这也是一本小说吗?”我读了林琴南翻译的《书屋系列》、张恨水的《笑的原因》、巴金和郁达夫的小说、亨特的日记和沈的小说,发现:原来的小说可以这样写。它是这样为一些人和事写的。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对文学不感兴趣。当我加入昆明高校联合招生并在招生表格中填写“志愿”时,我写了“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与阅读《沈从文小说选》有关。当时,许多学生因为受欢迎而来到西南联合大学。这是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其他教授直到进了学校才知道。

沈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开了三堂课:“不同风格的散文”、“写作实践”和“中国小说史”。“全民体育论文写作”是本系的必修课。我选择了另外两门作为选修课。因此,在1941年、422年和433年,我参加了沈先生的课程。

“多种风格的散文写作”课程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它确实是教学生写多种风格的散文。有时候会有问题。我记得在我最后一堂课上,沈先生有一个题目,像“我们的小院子里有什么”,要求学生写关于风景和人事的文章。几位老同学就这个话题写了非常漂亮的文章,并在报纸上发表。我全都读过了。根据沈先生自己的记忆,他曾经让我接下来几节课的同学写下房间里的空气。我已经忘记了班上所有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沈先生说:在谈论组装之前,你必须学会制造零件。大多数时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的,写他们想要的。这节课一周一次。学生们交了汽车零件和下面计划的课文。下周,沈先生将就这些作业发表演讲。

说实话,沈先生真的不擅长讲课。读完《八骏图》后,创意老师达什先生似乎很擅长上课。在学期开始前,他已经决定了12个演讲的内容。你会认为沈先生是一样的。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他不像温:他有长长的胡子和胸部,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情丰富,语言节奏强烈,极具吸引力。也不像朱先生:解释是系统的,要求是严格的,课堂上有卡片,语言简单但扎实。沈先生的讲座可以说是不系统的,因为从学生的文章来系统地谈论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谈话都是随意、安静且难以理解的。这很难理解,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有变——他能听懂许多地方方言,而且说得很好,但他的讲话仍然是凤凰方言。也是因为他演讲的内容不可预测。沈先生是一个思维非常灵活多变的人。他经常谈论东方和西方。即使在他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时他真的离题太远,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无法控制手中的笔”。他的许多小说结构统一而细致,这是钢笔难以“控制”的结果。他思想的冲击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性,这不利于讲课。沈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善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不谈论任何理论。他说的都是他从刻苦练习中学到的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一个字。许多教授只能抄写书籍。这些经历,如果被理解,将对你一生有益。不幸的是,这很难理解。例如,他经常说,“写在某人身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这句话内容丰富。根据我的理解,作者不能往下看或看所写的人物。作者应该非常接近人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作者的心应该紧紧贴在人物身上,感受人物的周围(沈先生非常喜欢用“感觉”这个词,他总是希望学生培养自己的感情)。当你不能“抓住”角色并摆脱他们时,你必须写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词。一切都从属于角色。风景和叙述都离不开人物。风景是人们能感觉到的。你必须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丈夫”写的河上的夜景是丈夫看到的夜景。桂生描写的秋天是桂生感受到的秋天。场景和叙述的语言应该与人物的语言(对话)相协调。这样,人物可以渗透到整部小说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人物——同时,他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风格。风格是作者对角色的感觉。没有字符,风格就不存在。这些只有在与沈先生相处了很长时间并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后才能理解。谁知道简单地说“把它发给一个角色写作”意味着什么?作为另一个例子,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部小说,说:“你在两个聪明人之间争斗!”让第三方听,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我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很多对话。我尽力把对话写得深刻、优美、富有诗意和哲理。事实上,没有人能这样说话,甚至两个诗人也不能。沈先生的这句话相当于说:这不是真的。沈先生小说中的对话大多是普通的词语,但它们仍然让人感受到人物和美。从那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简单而真实地写下这段对话。

沈先生是那种“用手思考”的人。帕夫利延科说作家用手思考。。他用钢笔写的比他用嘴说的更清楚更深刻。让学生们受益的不是他的演讲,而是他在学生们的文章后的评论。沈先生也修改了学生的文章,但并不多,但他的评论很长,有时比这篇文章还长。这些评论中的一些是基于文章,另一些是基于文章,并讨论创作中的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些文学散文。他们通常有独特的观点,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挑剔。大多数老一辈作家都是“写就是写”。不管他们写什么,即使是一张纸条也是作为“作品”写的。这样你可以随时练习写作。沈先生多年来写了不少这样的评论,但不幸的是没有一篇留下来。否则,它对今天的文学青年协会非常有用。

除了评论之外,沈先生还挑选了一些类似的作品,他自己的,其他人的和中国的外国作品,供学生阅读。因此,当他来上课时,他带了很多书。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部小说,描述了在一家小商店被放在黑板上之前各种各样的人的活动。根本没有故事。他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腐败”(我以前从未见过)。看看自己的作品,看看别人的作品。他们更加专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沈先生称自己的小说集为《沈从文小说选》,并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创作课上向学生展示,并有意测试各种方法。这是事实,不是谦虚的表现。

沈先生的写作教学方法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好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希望现在大学中文系教授创造的老师也能尝试这种方法。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教学。很少有人能被这样教导。

“创造性实践”课类似于“论文写作”课,只是有时作者的理论被系统地讨论。《小说史》让我读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当时,获取小说史料并不容易。沈先生自己用毛笔在昆明生产的竹纸上抄下小行书,分发给学生。这种竹纸有一英尺高,大约半英尺长。它像经线一样折叠。这些材料,包括沈先生自己汇编的稀有材料,已经分发和丢失。

沈先生是我见过的少数几个勤奋的人之一。他几乎不能容忍懒惰。一些联合国大会的学生穿着非常“现代”的套装,头上涂着厚厚的发蜡,模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 clark gable)走路。一天,喝咖啡,去跳舞,什么都不做。沈先生称这种学生为“荣誉陆璐”——“啊,这是荣誉陆璐!檀香山陆璐是檀香山。至于沈先生为什么称这样的学生为“荣誉陆璐”,我还是不明白他最反对打扑克。他认为这样浪费生命是不可思议的。他曾经和几个作家在井冈山住了一段时间,对他们整天打扑克不满意,“有一天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打扑克!啊!”除了与客人交谈,我还看到沈先生坐在桌子前写作。他一生写了多少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图书馆。在成排的书架前,他说,“看到这么多人写这么多书,我真的不想写任何东西。”这句话与其说是悲伤的感觉,不如说是对自己的鞭策。他的写作风格非常流畅。有一段时间,他被称为多产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他在十年内创作了40部作品。你会认为他很容易写。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沈从文的自传是一口气写完的,而且写完之后连读一遍都没有交出来印刷,其余的作品都写得很难。他的《边城》只有6万到7万字,已经写了半年了。据他自己所知,巴金当时住在北京大字营的家中。那时他有一个“客厅”。巴金在客厅写字,沈在院子里写字。半年后,巴金写了一本书,但沈只写了一本《边城》。我以前看过沈先生的手稿(可能是《长河》)。他没有写论文就把它写在一本硬面练习本上。他把水平网格颠倒过来。他不使用自来水笔,而是使用蘸水的自来水笔(他握笔的姿势有点像握毛笔,而他握毛笔的姿势有点像握笔)。这份手稿真是“一团糟”。它被划掉了,改变了,改变了。他真的做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接一个地剪下手稿,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重新组装。他说他自己的作品是“逐字逐句雕刻出来的”,这并不夸张。他早年经常流鼻血。可能是因为血小板很少,血液不容易凝结,很难停止流动。有时晚上写作时,他的鼻子会流血,邻居们发现他躺在血泊中,认为他完了。我看过他那该死的手稿。

因为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许多教授“疏散”到农村。沈先生还把家人搬到呈贡附近的桃园新村。他每周来这个城市住几天。他住在林文街教师宿舍楼面向街道的房子里。这房子很简单。昆明的大多数房子都没有看板。瓷砖直接放在椽子上。夜晚可以从瓷砖上看到星光和月光。下雨的时候,如果漏水,你可以用竹竿在瓷砖上面。如果你把瓷砖移近一点,它们就会变薄。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沈先生一进城,房间里总是有客人。参观者多种多样,包括学校内外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不仅限于中文系,而是文学、法律、科学和工程系。无论哪个系的学生对文学感兴趣并阅读文学书籍,许多理工科学生都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这可能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种学习风格。我认为今天应该大力提倡这种学习方式。只要沈先生去镇上,我一定会去。还书和借书。

沈先生知识渊博。他每天都读书。情况仍然如此。去年,他78岁了。我去了他家。沈太太还说,“他整天看书——他还记得!”他读的书真是五花八门,他称之为“杂知识”。他的藏书真是兼收并蓄。文学书籍、哲学书籍、道教历史、马林·诺斯基人类学、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油漆、结霜、观赏植物...可能除了相对论,还可以在他的书架上找到。每次我去的时候,我都会挑出几本书,读一周(我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沈先生的书)。除了读自己的书,他还买了书,准备借给别人。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学生都有一两本书名为《上官碧》的书。沈先生读过的大多数书都有注释。纵观陶瓷的历史,有大量的纸,所有的纸都被填满了,许多纸都是秘密粘贴和书写的。这些评论不仅仅是文字。在许多书中,都有铭文。碑铭有时与这本书无关,也不记得过去,也不表达感情。有些铭文有“技能”,只有我知道,其他的没有。例如,一本书写道:“雨季已经过去,没有彩虹可看。”有一本书的标题是这样的:“在某一天,看到一个胖胖的女人过桥,我很难过。”我可以知道前者,但我不知道后者。为什么这个胖女人让沈先生感到很难过?我对这些铭文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它们非常有趣,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所以我仍然记得它们。他的藏书已经丢失好几次了。去年我去看了他。架子上的大多数书是近年来买的。我只知道一封“少石山府全集”的信。

沈先生对美国特别敏感。他对美丽的事物有一种热情的、生理的、近乎肉欲的感觉。美丽让他惊讶,让他悲伤,让他陶醉。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在北京,他花了几年时间收集瓷器。待客杯经常变化,也许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许是一盏鹧鸪聚光灯,也许是日本的九古瓷器。吃饭时,客人会放下筷子,欣赏雍正粉彩盘子,把韭菜和炒鸡蛋放在盘子里冷藏。在昆明,他不知何故找到了一个用缅甸漆制成的圆盒子,里面有竹胎,大部分是黑色和红色的,有时还涂有金色,盒盖上有非常复杂的图案,可能是用竹笔刮的,上面有云龙的花草,偶尔还有盘腿坐着的小人。这东西最初是一个棺材。我不知道现在是几岁。它有汉代漆器的风格和一点民族色彩。每次他进城,除了食品杂货,他到处寻找(非常便宜,一个圆盒子不比一个粗竹篮贵多少)。他前后收集了大约几百个,他的欣赏变得越来越精炼。后来,如果它有点普通,他不会接受。我过去常常和他一起在城市里跑来跑去,在失败的货摊里寻找宝藏。有一次,他买了一个直径一英尺二的大颜料盒。他情不自禁地说,“这可以掩盖红色和黑色!”有一阵子,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大量的苗族花。白色土布,挑选出带有彩色线条(蓝色或黑色)的精致天真的图案。客人到达时,他们分散在一个钢琴箱上。每个人都环顾四周。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杯茶,他不停地发出惊人的声音。抗日战争结束后,当他回到北京时,他买了许多旧刺绣品:扇面、玻璃罩、槟榔袋、枕头套、甚至帐篷檐和飘带(起初很便宜,但后来很贵),然后是丝绸和衣服。他是收集手工艺品的最没有功利和自私的人。他花了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不是去想奇货可居,也不是去装饰高雅,他是为了让别人也能分享美的享受,真是“与朋友同在,开放无悔”。他的许多收藏品都悄悄地捐赠给了这个国家。北京大学博物馆刚成立时,玻璃柜里的许多展品都是从中年胡同沈阳的架子上搬走的。昆明几乎所有熟人的箱子里都有沈从文送的缅甸漆圆盒子,用来装芙蓉饼、沙琪玛或邮票、印泥等杂物。我已经看了他珍贵的瓷器将近两年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了。就像书名页上写着“上官碧”的书一样,它们都在别人手里。

沈从文的审美也可以转变为“人”。他不把这些手工艺品视为“东西”,他总是把它们和人联系在一起。他总是透过“事物”来看待“人”。对美丽的惊讶也是对人的钦佩。这是人类努力、人类智慧、人类想象力、人类天才和精力充沛的双手的结果。他称赞一部美丽的作品时使用的语言充满感情,非常特别,例如:“它是如此准确和惊人地准确!”他经常对织锦或“七色光环”刺绣惊叹道:“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当他到达杭州时,才意识到皇宫龙袍上的金线是被盲人用非常薄的金箔剪下的。“难以置信!”有一次,我和他去故宫看瓷器。有几个形状漂亮的莲子杯。我仍然很喜欢它们。他在我耳边低语道,“这是用女人的牛奶做的。”

沈从文已经从小说家变成了文物专家,这让国内外许多人感到难以置信。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似乎没有先例。对我来说,这不是不可理解的。对沈先生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改变,不如说是一种熟悉。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但是在50岁时改变职业总是一种冒险。我认为沈先生没有条理,没有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他只是文物的狂热崇拜者,并不需要冷静的分析。现在他已经正式“下海”。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起初对他能取得多大成就持怀疑态度。直到两年前,我听到他谈论一些文物,在他的《中国服装史资料》汇编中看到很少的图片,我才觉得他已经钻研中国文物20年了。他不仅钻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旦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其他问题也“立即”得到解决服装史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他说这仍然是一个实验,还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然而,我觉得它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并将在历史、戏剧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一个人一辈子做这样的事也是值得的!《服装史》将最终出版,这对沈先生的熟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由于服装加工的历史,他制造了许多副产品。他发展了粉丝和马戏团(沈从文的名字和“马戏团”联系在一起,没人真正想到)。他从人物服饰中得出结论,被称为故宫藏画的游春图最早的展览不是隋朝的,而是晚唐的。他现在手头有40个研究项目。其中一些已经完成(如陶瓷历史),一些正在进行中。在去年他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记住翔鹤,”他说,“虽然还有生命,但我们有责任做到这一切。”这不是空谈。沈先生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晚年即将来临的人。另一方面,他觉得“时间不是我的朋友”。因此,他现在工作更努力了。沈太太说他经常坐十多个小时。沈先生从不休息。他的休息只是写作。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80多岁的老人如此勤奋不懈地工作?我想: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沈从文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了文物专家,对国家来说,孰得孰失,且容历史去做结论吧。许多人对他放下创作的笔感到惋惜,希望他还能继续写文学作品。我对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就会衰退。他自己也说他越来越“管不住手里的笔”了。但是看了《忆翔鹤》,改变了我的看法。这篇文章还是写得那样流转自如,毫不枯涩,旧日文风犹在,而且更加炉火纯青了。他的诗情没有枯竭,他对人事的感受还是那样精细锐敏,他的抒情才分因为世界观的成熟变得更明净了。那么,沈老师,在您的身体条件许可下,兴之所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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